1985年,我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之后不久,就知道院图书馆收藏有一大批堪称瑰宝的老照片,这批照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始的一段波澜壮阔、促成当今中国56个民族格局形成的壮举密切相关,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及70年代拍摄的民族地区照片。这批照片具有某种“垄断性”的价值,因为在1949年之前和1978年之后,很多国外人士也在云南拍摄过不少照片。而1949至1978年这段时期反映云南各民族的照片,尤以中国人所摄最为重要,特别是 “民族大调查”期间的照片,更成为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
寒来暑往,我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整整24年之后,机缘来临,我们和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定,要合力推出“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我作为主要的策划和编撰者之一,开始组织这本巨著的编撰工作。 背影已经远去,而一段珍贵的历史和岁月,已经长存在这本画册中,岁月沧桑,人间巨变,有旧影老照为证,可使后人回眸过去、展望未来,再写历史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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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http://sinaurl.cn/hqqDKj一种浓郁的“文化焦虑”,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焦虑”引发的误区:很多专家过分片面地把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甚至一些儒家古典文化,特别是片面地把所谓的“国学”指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如今,我们在为国忧心、为族忧患的“文化焦虑”中,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上,老想着要不分良莠地一股脑继承过去的文化传统。用一句过去时髦的老话说,我们今天应该“胸怀中国,放眼世界”,不要只顾爱不释手地捧着“国学”的一些典籍沾沾自喜,而忽略了与时俱进地学习、汲取和创新。在焦虑中“文化自觉”: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应该有一种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应该有世界眼光、全球眼光,谦虚好学。要有理性的“文化自觉”,即既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有民族的自信和自豪,但也应看到自己文化中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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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做了不少科研管理和行政事务工作,我一如以往,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搞科研,也有一些收获,有些论著产生较大影响。2010年已经过去,现简要盘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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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上主要的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文明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和相互交融。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知和定义,有利于民族团结,边境稳定;有利于我国各民族对定义准确的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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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病故的原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教授是中国学者中进行云南民族文化特别是纳西学研究的开拓者,他与一批20世纪30-40年代抗战期间留在云南的学者致力于云南民族文化的调研,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他因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以及大理国“张胜温画卷” 等在学术界享有盛。此外,他一生写了70多篇描述云南山水人情的散文,集结成多种散文集出版,至今脍炙人口,其中有2本散文集在云南再版,深受读者喜爱。他在台湾被列为“台湾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2004年12月24日至1月23日,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隆重举办了“李霖灿教授学术纪念展”,纪念与纳西人和云南民族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这位“麽些先生”(“麽些”一词是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史书对纳西族的通称,李霖灿因研究纳西文化而得此雅号)。我与纳西青年东巴和秀东应邀到台湾参与了这一盛大的纪念活动。
开幕式在24日上午举行,历史博物馆代理馆长黄永川主持开幕式。台湾的很多文化界名流参加了开幕式,其中有不少是霖灿先生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在开幕式上,发言者对李霖灿先生深情的回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谈到李霖灿先生对云南文化特别是纳西人和纳西文化的深厚感情,谈到他笃厚踏实的人品和认真严谨的学术品格。
我在开幕式上也讲了话,简略介绍了霖灿先生1984年从台湾万里迢迢寄自己的白发给在德国游学的我,最后我与友人将霖灿先生的白发埋于玉龙雪山的事以及后来丽江县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在1994年授予霖灿先生“丽江荣誉市民”的盛事,以及他的论著在国内受到欢迎的情况。
和秀东在开幕式上举行了主旨在追怀为民族立下丰功伟绩之人的“祭胜利者”仪式,给展览开幕式增添了浓浓的纳西文化气氛。
李霖灿先生曾这样总结他的一生:“前半生玉龙看雪,后半生故宫观画”,这次纪念展即根据他的这一人生自我总结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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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东巴文化展览作为第十一局亚运会艺术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展览之一,于1990年9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我应丽江县政协邀请,担任这次展览的中英文学术讲解,参加了展览的整个过程。 东巴文化这次入选亚运会“五大展览”之一,是东巴文化的首次进京展览。这次展览引起了强烈反响。费孝通、阿沛·阿吐晋美、钱伟长、胡绳、程思远、司马仪·艾买提、江平、伍精华、赵延年、任继愈、钟敬文、黄胃等党政领导人和学界名流往临并题辞留念。费孝通先生还专门为东巴文化展题词。各界人士近千人出席了东巴文化展开幕式。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兴致勃勃地观看展览,我负责讲解。他向我问了很多问题,包括东巴画的种类,东巴在乡村的现状等。其中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对东巴纸和东巴墨问得很详细,问到了东巴纸和墨的制作原料、制作方式、书写方式、它们的特点等。那天留给我深度的印象是:钱伟长先生是个很和蔼儒雅的人,提问时,有穷究底蕴的学者之风。谨以此历史的瞬间回忆,悼念这位杰出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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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我曾与同事合作写过一本《火塘文化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主要论述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火塘灶的信仰和民俗。后受刘锡诚、宋兆麟、马昌仪诸师所约,写作这本以论述汉族灶文化与灶神为主线的小书。
这本书的写作从不少学界老前辈的论著中得益不少,如杨堃先生的《灶神考》,袁珂先生的《漫话灶神和祭灶》等,笔者在书中引用这些煌煌大作的同时,力图运用更多的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有所新见,有所补遗拾阙。书中引用了不少中国史前考古资料,古籍以及近现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资料,企盼使读者对中国源远流长的灶文化与灶神信仰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由于篇幅有限,仍觉得有许多总是未钻透。这本小书充其量只是一块引玉之砖而已。
中华民族文化之浩博宏富,如群星灿烂于天宇。一颗星即一片奇异天地。有多少微观研究领域有待学子们去深钻细研,以期以增砖添瓦之努力筑成巍峨的中国学术大厦。我一直倾心于这种发微阐幽的专题研究,曾十余年沉缅于纳西族宗教民俗之研究。我一直相信,这样的实证微观研究越多,中国的学术大厦将越加稳固而实在。刘锡诚、宋兆麟、马昌仪诸师发起组织这套要求“论题要专” ,旨在“以小见大,弥补中国文化建设中薄弱领域”的《中华民俗文丛》,确是具有远见卓识。在此,我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同时,也向数十年前就筚路蓝缕地致力于专题研究,写出了《灶神考》的杨堃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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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我主持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云南省云南名村名镇与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如果说这本书稿有什么创新点和新见的话,我觉得可以略述如下: 该书上编从村镇文化建设的角度入手,对中国云南乃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村镇文化保护、传承和现代的发展做了结合实际的探讨,在民族现实问题研究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此外,此书对云南的村镇文化保护发展与云南省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看法意见,不仅有考虑得比较长远的多种建议,有的是可操作的具体意见;其中的有些观点已经形成一些文章在《云南社会科学》,《中国文物报》、《中国民族报》、《社会主义论坛》、《云南日报》等报刊登载,有的观点被《新华文摘》摘载,有的观点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因此,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一些的影响。
作为各民族文化的载体,村落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养育和传承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文化的载体,就谈不上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谈不上各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在原有基础上的再创新和发展。如无村寨文化载体,也不可能形成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与活生生的民众日常生活场景融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基地。如果大力推动村落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将会对云南以文化为灵魂的旅游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起到一种“活水长流”的功能作用。因此,保护好村落的文化土壤,才有可能不断地产生民间文化精英,民族文化才会后继有人。只有保护好村落的民族文化,并将其传承好,我们的文化创新才能有取之不竭的素材、资源和养料。本书因此也用17个文化资源富集、各有特点的村镇的案例,来说明村镇对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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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先生的新著《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是近年来民族史学和民族学界一部力作。作者根据自己多年调查积累的丰厚民族学资料和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基础,对历史上纳西族和藏族的族源关系、政治关系、宗教关系、经贸关系、语言和文学艺术关系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综览全书,特色明显。其一,该书是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关系史的专著。长期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较重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而对中国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史的研究则十分薄弱,特别是对专门论述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该书对历史上纳西族和藏族关系的研究,即是在这一薄弱领域里的一个尝试。繁衍、生息于中国西南部的藏族和纳西族是两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突出文化个性的民族,历史上都分别在中国西南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在西南“茶马古道”上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对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西南地方史、民族史以及“藏彝走廊”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整合,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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