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之美:多民族水乳交融的结晶
2016-01-10 10: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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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看到我写的一篇2006年3月登在《中国民族报》的旧文,每一篇解读家乡的文,都留下了当时时代和情境的印迹。就如昨天放在博客上的《以水为魂的世界名城:丽江古城》一文,显然是写在丽江泉水奔涌溪水潺湲的时候。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丽江隽永的美,祈愿丽江的未来,能继续由来自天南海北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再创出当代的美与魅力,不辱没我们的祖先。

中国民族报,2006年3月20日

结晶,水乳交融,多民族,丽江之美

  吴冠中画丽江的作 

 在彩云之南,遥远的云岭深处,有一个神话般的地方——云南丽江。这里迷人的湖光山色,雄奇隽美的自然景观使你流连忘返、魂牵梦系;多姿多彩、独特奇异的民族风情,使你目不暇接,心醉神迷。经过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而富有浓郁古典韵味的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和田园牧歌般的高原景色,使丽江具有了永久的魅力,被世人誉为“东方威尼斯”、“高原姑苏”。丽江古城始建于南宋,距今约有800年的历史,历代均为滇西北的政治、军事重镇和纳西、汉、藏等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枢纽。丽江之美不仅美在浑然天成,更美在有着多民族水乳交融的文化底蕴。
                  
    在丽江,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和互动的。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进行文化交流,各民族都会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汲取到有利于自己发展和繁荣的营养,从而形成与异文化和睦交融和一体化的局面,促进当地的发展,丽江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丽江古城是纳西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纳西族与汉族以及藏族、白族等众多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心。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纳西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可以说丽江古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典范,是体现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典型社区。                   
    丽江古城的居民来历相当复杂,他们的构成情况充分反映了在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外开放的政策之下,各种民族曾在丽江不断融合的历史。这一点最为突出地反映在汉族与纳西族的相互融合上。汉族与纳西族的融合,从有关史料上看,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而大批的汉族移民进入丽江,则主要是在明代以后。随着中原的各种文化逐渐向纳西族社会渗透,丽江古城的居民构成也日益变得复杂起来。有“丽江汉文化的桥梁”之誉的丽江古城望族“杨氏家族”先祖原是湖南常德府的汉族,精于医道,在明朝初年应木氏土司盛情邀请到丽江,被木氏土司千方百计地强留而落籍丽江古城的。现在纳西族民间普遍流传着“木天王三留杨神医”的故事。现杨氏家族已发展繁衍成一个大家族,过去有族长、族规等。来自中原各地的汉族移民落籍丽江古城后,逐渐形成了各种大姓、杂姓,形成了诸如王家庄、李家巷、牛家巷、习家巷等基于宗亲关系的小社区。汉族宗法社会的家族制度也移植到了古城。过去,古城一些迁居丽江古城较早的汉族人在逐渐融合到纳西族中后,还保留了汉式家族制度,族长对于处理族内的各种纷争有较大的权力。

                  
   丽江古城最终成为一个将汉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为一体的古城,相当多的古城居民身上涌流着纳汉两族的血液。自明代以来,一批又一批定居古城的汉族移民陆续接受了纳西人的语言、服饰以及生活习俗而最终成为纳西人。但同时,他们带来的种种汉文化也融进了纳西文化的灵魂和肌体中。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不少藏、白等民族的人民也定居于这雍容大度的古城,与纳西人通婚,最后成为纳西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互补,使这座古城不断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纳西族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这种不同民族融为一体的多元性。这种文化上的广采博纳和民族融合大熔炉的功能,使纳西族显示出它开放整合的文化个性,使这深藏在横断山脉雪域大江怀抱中的丽江古城,成为一个融汇着多民族灿烂文明的边城、一个来自各民族异乡客安居的乐土。  

     
水乳交融  和谐共生               
   
历史上,汉族文化对丽江古城的影响非常大,它是促进纳西族近现代文明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引发纳西族重大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汉文化对丽江纳西族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汉学教育在古城社区中的日益普及,儒学文化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最初可以追溯到元代。但在元明两朝,儒学并未深入到纳西族民间。纳西族地区的汉文化教育在清朝进入了发展时期。汉传佛教在明朝初年传入丽江,道教约在明代中叶传入。从汉传佛教和道教在纳西族地区的传播情况看,它们与纳西族接受和普及汉文化的情况有密切的联系。明清时期,汉族的建筑艺术也广泛地进入了丽江古城。在清代,随着纳西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发展,汉、白、藏等族的建筑技术不断地为纳西人所吸收,虽模仿中原风格,但又不忘将它植根于地方和民族传统。纳西人将自己传统的“井干式”木楞房以及有古羌文化特点的碉房结构与汉族、白族的民居形式相结合,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合院式土木或砖木结构瓦房建筑,这是古城民居中最基本、最常见的形式。“三坊一照壁”即主房一坊,左右厢房二坊,主坊对面是照壁,合围成一个三合院。“四合五天井”指由正房、下房、左右厢房四坊房屋组成的封闭式四合院落。古城的民居融汉族建筑文化与本土建筑风格于一体,拙朴而灵秀,更多地保留了唐宋中原建筑的一些古朴特点。
   
               
   纳西族的文化也对古城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大批落籍丽江古城的汉族移民被同化为今天的纳西族就充分说明了纳西文化的巨大影响。在“改土归流”前后移居丽江古城的汉族居民逐渐接受了纳西语。他们生活在纳西族社会,必须尽快学会当地语言,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但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关键因素,如纳西族民间最大的节日,同时也是东巴教最大的仪式“祭天”的最基本原则是参与者必须讲纳西语,严禁讲外民族语言。丽江古城如“斯吉”、“母空”等村落中的很多汉族移民在明清时接受了纳西族的祭天习俗。这样,他们首先就得尽快地在语言上同化于纳西人。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移居到丽江古城的汉族人,在语言上都无一例外地同化于纳西人。纳西族的宗教信仰习俗对丽江古城的汉族移民也有相当突出的影响。丧葬礼俗中也将汉文化与纳西文化融为一体,如古城丧礼中至今一直保持着送葬过桥时,将棺材越过由死者亲属组成的“人桥”的传统习俗,这是纳西族传统的将死者灵魂从麻布桥上送走的习俗的演变。

                  
   纳西族传统的社交公开、青年男女自由交往的习俗也影响了古城的汉族移民,冲淡了儒家礼教中“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未婚女子幽居深闺”等等封建习俗。纳西族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她们从不缠足。这种“天足”的习俗也影响了古城的汉族移民,除了极个别官家和大户人家的女眷外,绝大多数古城的汉族移民女子都不缠足。

     纳西族传统的人与自然观对丽江古城的社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丽江古城,随着汉文化的大量传入,龙的观念传入纳西社会。由于汉族的龙也有司掌河湖泉水和雨水的功能,与纳西族“署”神的功能有相同的地方,于是,龙信仰意识就逐渐和纳西族的“署”神信仰观念相融合,产生了独特的生态文化。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丽江古城和周围的乡村一样,民间有了善待山水和树木花草的各种乡规民约。至今,古城中还保存了一些镌刻着护水源,护树,禁止在寺庙和河边杀牲污染水系,禁止跨河筑楼,侵占水系,禁止在水源之山——象山挖土采石等乡规民约的石碑。        
                        
 汉、纳西文化缘何融为一体                          
                  
   云南的丽江古城是一个汉文化和纳西文化相互影响、最后有机地融合为一体的边地城市,是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相处,最后融合为一个群体的典型例子。两个民族之所以能和睦共处一个社区,两种文化能一体化,有几个关键的促成因素:

   首先,丽江纳西族自唐代以来,就一直与汉、藏、白等民族有相当密切的交往,这种居住区域的多民族交往的历史特点促成了纳西族不断吸收异民族文化。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当开明的治理态度,克服了边地头人容易犯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之弊病。他们乐于学习汉文化以及藏族、白族等多元文化,博采众家之长。这种广采博纳的精神不仅激发了本民族的活力,促进了纳西族社会经济的繁荣,而且也增进了纳西族与其他民族的友谊,促进了纳西族活动区域内各民族的团结。丽江古城之所以成为滇川藏地区商业和文化重要集镇,与这种对异文化的包容精神密切相关。

  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汉文化相当深地渗透到丽江古城居民的文化意识中。因此,在丽江古城中至今还可以见到不少儒家文化之遗风,如敦厚的亲情人伦、社区内相互帮助的风气与和睦的街坊邻里之情,以及尊老、尊长、敬幼的社会风气等。古城人爱好琴棋书画、爱好种花养花等传统,都与儒家文化中崇尚人伦、长幼有序、讲究礼乐风雅不无关系。
   
               
  在汉文化深刻地影响丽江古城的同时,纳西族的本土文化也以它的强势力量影响着大量的汉族移民。这种影响深远而广泛,导致了大批汉族移民语言、服饰和其他生活习俗的纳西化。纳西文化中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有“天赋人权”,即对人之天性的尊重等民风(如认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乃天经地义的观念与儒家“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巨大差别),影响了丽江古城的文化格局。

               
  汉和纳西两族的文化,在丽江古城得以有机融合,形成独特的丽江古城文化。它的形成,为研究中国历史上“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整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形成这种文化整合的历史和政治,以及民族心理、自然和社会环境、制度等因素,将会在这一主题上得出更多的结论。

 

            原载《中国民族报》, 2006-3-20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022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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