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现状及发展机遇——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研究员
2015-09-05 10: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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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杨福泉。蔡毅强 摄

 

  云南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现状如何?“一带一路”计划是否会给云南旅游业带来新的契机?怎样以文化学术交流来促进中国与东盟的旅游深度合作?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

 

  记者: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都有哪些?

 

  杨福泉: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两类。以非物质文化资源而论,比如各民族口头传承的大量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诗歌、歌谣、谚语等等,还有有文字记录的古籍(如纳西族用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傣族的贝叶经、彝文古籍等)等。此外还有表现在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的民俗文化,各种手工技艺,等等。

  东巴经是纳西族东巴教的经典,收藏在我国和欧美十多个国家的图书馆与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全世界共有3万多卷,中国有2万多卷,其中有5千多册收藏在丽江市——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5千多卷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入选这一世界性重要遗产名录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

  目前云南已经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其中收了936册东巴古籍),在2001年11月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这是目前唯一的、全世界最完整的东巴古籍的翻译,是我国民族古籍整理翻译的典型案例。我国拨出专款大力支持翻译整理这些东巴古籍,是20多个学者和老东巴做“冷板凳”潜心做了二十多年才完成的。这项工作也推动了其他民族做抢救文献的工作。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哈佛大学和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三家合作,把哈佛大学收藏的将近160册东巴经典扫描复制回来,由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学者进行翻译,已完成100多本东巴古籍的翻译工作,出版了五大卷共100多册东巴古籍。

 

记者: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物质文化同质化的时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现状如何,面临着哪些挑战?怎样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传人?

 

  杨福泉: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古籍文献翻译整理工作和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研究做得很好,硕果累累。但就保护传承而论,如何传承口耳相传的民歌、故事、歌谣、谚语以及各种民间知识、技艺,是最为艰难的,很多是靠一代代人的记忆传承下来的。在当下大文化、主流文化的影响和教育体制的局限下,少数民族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面临着很多困境,需要获得国家更多鼓励和行之有效的支持措施,才能做好保护传承的工作。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间文学的抢救整理方面国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鼓励,做了大量记录、整理和出版的工作,但由于文化的变迁和各族中小学生更多专注于当代学校教育,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护面临很多困难,很多年轻人为学习和找工作等所迫,没有学习本土文化的兴趣和精力,甚至很多民族的年轻人不会说母语的日益增多,民间艺人的培养和技艺的传承都面临诸多困难。像《阿诗玛》这样的民间长诗,现在民间会唱的人比过去少多了。如何培养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承人,还需要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政府、社会的支持和民众的文化自觉几方面都是促成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因素,比如云南剑川白族的著名民间歌手李宝妹,23岁开始在当地著名的石宝山歌会上就接连唱赢了很多老歌手,连续几年获得歌王称号。她会即兴编词,即兴演唱。像她这样能即兴创作对歌的民间歌手已经很少,这是长期自觉学习和在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不是培训一段时间就能培养出来的。而地方政府的多种鼓励措施也促成了这样的地方文化人才的成长和留住当地。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传承人东巴祭司也要靠十多年的努力学习,才能成为熟悉经典和东巴文化书画歌舞等的高手。

  多年前,曾经有一位来自中央乐团的著名作曲家田丰在云南致力于培养少数民族民间歌者舞者、传承本民族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把云南很多民族的民间艺人集中在一起进行保护和传承,对促进云南民族乡土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受到田丰先生这种乡土艺术传承理念的启发,以各民族的乡土农民艺人为主,推出了如今驰名海内外的《云南映象》,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的一块名片。像这样口头传承的各民族文化艺术如果不加以保护和传承,会唱会跳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云南省采取了各种措施,调研各民族文化资源,推选国家级、省级、市县级的文化传人或者省级传人,每个月都发一些补助费促进传承培养。

  云南培养少数民族传人的方式包括政府扶持、民营企业、民间人士的自发培训、家庭传承、“不离本土”的传承与集中培训传承方式的结合等多样化的扶持培训方式。可以说,云南在文化保护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2000年5月,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首次把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这是全国范围内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领域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

  2003年至2005年底,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普查工作。截至2013年,共建立各级政府公布的文化遗产名录8715项,其中国家保护名录90项,省级保护名录322项,州市级保护名录2881项,县区级保护名录5422项;建设各民族文化数据库25个,同时已启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建设。

  通过抓项目,每年安排2000万元资金作为抢救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抢救经费。共抢救收藏少数民族各类文物20多万件,抢救保护文献古籍3万余册(卷)、口传文学400余册,少数民族传统艺术120余类。翻译、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7283本(册、件),数字化古籍628册,抢救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歌舞、器乐、民俗、口传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近200种。正在打造实施《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有47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部少数民族口传文献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也已经出版。云南的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整理出版工作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以文化传承为根本,云南已建立起四级传承人认定体系,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698人,其中国家级51人,省级824人,州市级970人,有300多人获得各种工艺美术师资格认证,由省民委安排建设的民族文化传习馆48个。以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为重点,从2009年开始,共投入资金14200万元,建设包括26个民族在内的特色村寨145个。

  在十二五期间,云南开始实施1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博物馆工程;推进“土风计划”——云南文化传承示范村建设工程。在全省范围内精选实施50个分别具有独特文化资源、文化传承带头人、文化传承集体、文化传承管理组织的文化传承示范村。并开展了“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大家乐”群众文化广场推广活动、“文化惠民示范村”创建活动等一系列工作。

  另外,云南有15个跨境民族,这些境内境外的民族同源同根,有的民间文化品种我们这边有衰落和失传的,但是邻国流传得比较多,反过来,有的我们传承得很好,邻国却失传了,就跑到我们这里来找。我们在文化抢救、整理、保护、传承方面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展示大国风范。这些人文方面的交流,我认为是今后云南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辐射中心的重要内容之一。

 

记者:云南自古是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例如古代有茶马古道,留下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和商旅文化,成为云南发展旅游品牌的历史资源。那么,今天倡导“一带一路”计划,您认为是否同样会给旅游业带来新的契机?

 

  杨福泉:会有很多机遇。当下,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不断凸现。随着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民族文化不仅成为云南的名片、形象和品牌,而且正逐步成为云南省经济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云南省文化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提速发展,以年均增长20%的速度发展,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635亿元,占全省GDP比重为6.1%,成为全国6个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的省份之一,而民族文化产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建设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我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做学术文化交流,发现他们对云南如何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并与旅游融合互动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云南是如何使民族文化资源造福于民的。我在给老挝、越南、泰国和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团等做得一些讲座和学术报告上,给他们举过很多云南的案例。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国家学习一些他们的好经验,比如泰国的“一村一品”乡村文化产业。

  我们还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大学和社会组织合作,举办过多次有政府官员、学者、非政府组织、原住民代表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学术活动,各方进行对话,共同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的合作,比如我们曾在云南举办的“东南亚大陆山地大会暨民间文化艺术节”;在2015年南博会期间,我们和印度、缅甸、孟加拉等国的学者和各界人士召开了如何促进民间合作交流的研讨会。我感到这种方式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云南的“一带一路”一直都在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在延续着,文化学术交流就是重要的一种。过去的交流以货物贸易为主,但也有文化的交流。在“一带一路”计划的倡导下,我们要思考除了贸易交流之外,如何推进更多的人文方面的交流。这方面已经有较好的基础,云南和周边国家、欧美国家的学术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我自己也曾参与过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作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民间文化节”以及“东南亚大陆上地大会”等的具体筹划和组织工作;也曾在德国与德国学者合作多年,进行纳西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在美国的大学里开一个学期的课讲云南的民族文化;也曾在美国的《丝绸之路》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过“茶马古道”,在美国的地方电视台介绍过“茶马古道”和云南的文化,多次到欧美各国参与各种学术文化交流,发表学术讲演,发表学术文章。我感到,学者推进的学术文化交流,也是非常有利于“一带一路”的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的。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搭建人与人的交流,促进相互的理解和沟通,搭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很重要的基础,而人文交流可以促进这样的了解和桥梁的搭建。

 

记者:在中国-东南亚南亚区域经济文化交流中,您认为应该怎样以文化学术交流来促进中国与东盟的旅游深度合作?有哪些途径或经验?

 

  杨福泉:云南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促成了一批如今已经在国际学术界正在产生影响的各国中青年学者群;在国外举办的以云南民族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云南民族文化的各种展览也不断增多。不断有云南学者走向国际学坛和大学阐释云南民族文化,一些国家的大学专门开设了讲授云南民族文化的课程。鉴于云南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国际性影响,2009年7月27日-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举办。这些文化和学术的广泛交流,对在世界上提高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象、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文明的形象以及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当代中国民族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局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南亚智库论坛”意义重大,我希望每年都能有这样的论坛。论坛主题要逐渐细化,研究要逐渐进入有更多可操作性的微观实证研究,促使“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更为具体化,更有操作性,同时更多地借鉴各国一些好的做法。

  同时,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计划时,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目前对南亚、东南亚国家基层社区和“草根阶层”的研究还不多,深入这些国家基层社会和民众的研究需要加强。进行经济、工业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之前,要对对象国的文化作深入的调研和预研究,摸清这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其次,由于大批年轻人进城打工等原因,云南农耕文化、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还面临很多挑战。农耕文化、乡村文化是云南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根基,云南要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乡村是很重要的,要出台更多具体的扶持政策来促进云南各民族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以保持“七彩云南”文化魅力的持久。还有,我们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还得有一个宽阔的世界视野,除了与周边国家智库的交流与合作,还要与欧美国家的智库多交流,了解和掌握他们研究云南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思路、对策和聚焦点等,不能仅仅局限于南亚东南亚国家,要有宏观视野。总之,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区域经济文化交流总体上态势非常好,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因为有这些挑战,也才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和提出应对策略和方式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蔡毅强 王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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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简介:

  杨福泉,博士、二级研究员。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博士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曾应邀到欧美十多所大学以及日本、埃及等国讲学访问。先后被选为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1998年入选“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人才;2011年入选“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 2014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出版30部专著,发表论文200多篇;主持过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专著《东巴教通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报》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zf/zf_dh/201508/t20150817_21227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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