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地名之风不可助长(时评)
2015-02-05 1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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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发表于《中国文化报》2008年7月15日,题目有改动。2015年1月,习大大到云南考察,特别强调不要随意改地名,很有道理。特贴出此文就教于博友们。

                    杨福泉

    去年在丽江,一个文化界的朋友来找我,说丽江有一些人动议,应将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大具乡改为“东巴镇”,因为那里自古以来纳西族的东巴祭司出的多,又是著名的“东巴纸之乡”;有的则建议改为“玉龙山镇”,因它就在纳西人的神山玉龙雪山区域内。我当时即对这位朋友和一些当事人说,这样改名不妥当!   

    大具乡位于著名的虎跳峡“下虎跳”处,是个丽江的历史文化名乡。位于虎跳峡“上虎跳”的香格里拉县“桥头镇”早就抢先把镇名改成了“虎跳峡镇”,丽江的不少朋友觉得很遗憾,自己没能够抢先取这么个好的名。我想,现在想取个“东巴镇”或“玉龙山镇”,都有想弥补这个遗憾的潜意识。 

   “东巴镇”、“玉龙山镇”!好家伙,一个是文化名牌,一个是山川名牌,两个名头在国内外都是响当当的,是丽江目前的文化交流和旅游市场中的大名牌,如果在玉龙山范围的众多乡镇都想到这个,那无疑会有一场“取名之争”。想起当年“香格里拉”之名的“争夺战”,蔓延到了川滇藏地区的不少地方,继云南的中甸县在2001年12月17日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之后,2002年1月25日,经四川省稻城县政府及四川省政府的共同申请,原稻城县亚丁乡已经被正式批准更名为“香格里拉乡”。有不少媒体报道过,印度和尼泊尔等国也都多年在宣传“香格里拉”是在他们国家的某个地方。 

     自“香格里拉”之争后,常常听到各地有类似的改名之风和“改名之争”,比如湖南新晃、贵州赫章、贵州水城等地“争夺‘夜郎’之名的“夜郎之争”等。我感觉到,如果这股风蔓延起来,不仅在省区之间,在一个州市县乃至乡镇里,都会产生这种抢着改地名、争地名的争夺战。 

     云南西北部的中甸县自从成功地获得“香格里拉县”之名后,一些政界人士和旅游界认为这是带动了该地旅游大潮的主要原因,我不否认“香格里拉”之名对推动迪庆州旅游的推动作用,但对迪庆旅游的发展完全归功于这地名的更改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从一定的意义讲,滇西北的丽江、迪庆、怒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区域,随着云南省政府在1994年就花大力气致力于推动滇西北的旅游,丽江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后,其知名度的不断提高也自然带来了一种“周边效益”,迪庆、丽江、怒江三地获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称号后,中甸县这个在历史上与丽江唇齿相依的“茶马古道”重地的知名度,即使没有“香格里拉”这个西方人意象中的“山国乐园”之名,我相信凭着迪庆州那么丰富的自然和人文奇观,它也会越来越吸引国内外的旅人。如果我们看看滇川藏广袤的藏区和其他多民族地区聚居地,还有那么多并没有改名的地方都常年吸引着无数的旅人,那也说明“香格里拉”的改名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不是推动当地旅游发展的根本原因。 

     而且,反过来说,把类似“香格里拉”、“桃花源”、“伊甸园”等文学作品创造的一种神话境界和“理想国”的名称具体落实到了一个县一个镇或一个行政区域,那也会产生一种把心目中向往的“乐土”“乐园”的境界落地后所带来的那种精神审美和心灵向往的失落感,毕竟,我觉得心中的理想国,应该是在自己的心里而非一个具体的地方。所以,比较而言,我倒更欣赏后来滇川藏三省一起提出的一个理念,即“大香格里拉区域”这个提法,《失落的地平线》的作者希尔顿创作这部小说时,大量地借鉴了西方探险家洛克(J.F.Rock)等人描写滇川藏交界地区的自然人文的论著作为素材,他创造的“香格里拉”这个美好的意象里,处处都闪烁着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山川河流和各民族风土人情的影子,来到这里,可能会有一种处处宛然如见香格里拉的影子的感觉,但又不应是在某个具体的县或乡镇。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我们要提高一个地方的知名度,除了靠此地本身的自然人文资源的个性魅力外,还应多思考怎样保护和发展这种地方魅力的可持续性,怎样基于自己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来真实地面对世界,而不仅仅是迎合西方人的某种想象来“打造品牌”。学者汪晖曾经说过这样的观点:“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属于西方,它如今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中甸现在已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那些从全世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民族文化……”我觉得他说的这番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果说张家界市、石林市、香格里拉县等的改名,意味着是地名更改在中国的成功之例,尽管这更多地是从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而且也不能确证是否不改这个地名当地就发展不了旅游、提高不了知名度。我在这篇文章里想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不能因为有这样几个推动了旅游发展等的“改名”之例,就任一种更改地名的风气在中国蔓延,不能形成一种群起仿效的俗风时尚。且不说专家们已论证过的花费巨大的“改名经济成本”等问题,随意的更改地名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的原真性、延续性和地名与本地历史文化和民众生活种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等,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我很高兴我常年做过田野调查的虎跳峡畔大具乡还没有被改为“东巴镇”或“玉龙山镇”,就在去年,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具乡,已经被列为云南的六十个旅游文化名镇(乡)之一,而在它上游的虎跳峡镇却无此殊荣,因为它的名称是很响亮,但在历史文化底蕴方面,确实是没法和大具镇相比的,这也说明我们更应该重视发掘研究城镇的文化内涵并且去呵护它,发展它,而不是把精力去花在如何改一个响亮的时髦的地名上。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束河古镇在20世纪60-90年代相当漫长的时间里,用得是“龙泉”这个改过的地名,后来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恢复了历史上的“束河”之名。从字面上看,“龙泉”一名好像比“束河”这个词要响亮的多,但无疑人们更喜爱“束河”这个有着长久的历史延续性和丰富的本土文化内涵的地名。 

    因此,我觉得,我们在试图更改一个地方的地名之时,还是要多想想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在当代延续的重要性这一点,而不要轻率随意地就把一个古老的地名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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